中间美术馆的展览“终身练习”缓解了我最近的无力感。几周前，我在e-flux上读到伊莎多拉·内维斯·马克斯（Isadora Neves Marques）的文章《如何不负责任地负责任：论超越即时性的艺术》（How to Be Responsible Irresponsibly: On Art Beyond Immediacy）。文中，她将眼下艺术面对政治责任的进退维谷，归结为艺术正在沦为一种情绪性的道德快消品。它既要承担社会良知，又要迎合注意力经济。作为回应，她建议我们解放想象力，回到艺术作为自由异议者的传统。文章的观点我都同意，但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世界里，如果我们的抵抗总要回到话语理论上重塑前提，我的疲惫也算是情有可原。
说回展览，“终身练习”之所以回应我的无力，主要是它知道话语的极限。这个与孤独症群体有关的展览是中间美术馆2010年以来的公益项目，不过今年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展览。总的来说，展览的基调是尽量在感官层面上做到人不以群分。比如，美术馆在一楼另辟了入口（但不称作无障碍通道），这样你就不必非得爬上美术馆的大门楼梯；而展厅里除了帐篷、休息区外，还可以借用实际上是作品的雨伞和手持物来缓解情绪（赵建泽（2025）；西本·罗莎，大卫·伯恩斯坦（2025））。这些作品最初是为特定群体所做，但开放给所有人后，我发现它们其实和最近年流行的办公室解压小物相去不远。比起给出意义，展览着墨更多的是描述关系。其中一组启发我的对比是Project YYIN的《明室》（2025）和庄伟的《我们永远无法触及地平线》（2014）：前者在剧场里请演员呈现各自的身体，后者则邀请男女群众彼此迁就出一致的身高。这就给了多样性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：这个本可自足的概念之所以近年屡遭指责，是因为系统将它的自足变成了意图不纯的展演。它总被要求在场，但这种在场又被迫承担了修复的义务。
这么想来，确实一旦涉及到社会性表达，多少都有点积极向上的表演成分。相比之下，自命野草的团体“山寨MFA”就坦然许多，成员们在精神康养院的工作坊里大方地承认艺术的失败（《幻想与妄想大会》（2024），反倒有了些许真实感；或者西本·罗莎为晚年失语的姥爷做的手持物，以触觉进行的交流也能比话语厚重（《给姥爷的物件》，2021/2025）。而同一语境下的《心在跳动》(2021-2022)，小山涉则向我们展示如何在必然失败的情况下展开对话。在这部讲述一名精神科医师回忆妹妹轻生的影像中，主人公冷静地推想其妹妹自杀的种种心境，实则暖化了她的最后生命。他还注意到葬礼上人们的哭泣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情绪操演，正是如此，死亡的意义才被固化，被退离，被遗忘。所以有时，最冷静的反而最为温情。
至此，我们又回到了开头谈及的情绪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今天的情绪已被默认成一种系统而不完全与人有关，而问题就在于当我们批判系统的时候，能得到的往往也只有来自系统的回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