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寫：尋找前提和無話可說

在我身上，知識時常以聽說（閱讀）的方式萎縮成關鍵字。從這些字眼裡我看見各式圖景，再看著它們逐漸成為我的總體困惑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懷疑理論的普遍性也懷疑自己的有限性；我索性覺得自己是遲到的人，錯過許多概念的會議現場，對它們的追補都是遙想僭越。彷彿這些，都是不能理解和超越的認知邊界。當我提出一種居間未定的素樸想法、一種不可理解的理解，都像流變或者外邊的次級劣等品。以至最後，我能提出的也許只是個人的細碎讀後感，它們充滿破綻，成為我的懷疑論憂鬱。

 

寫及憂鬱，我很自然想起陳傳興［1］的《狂舞吧，憂鬱！》。隨後我又想起大學時代坐在簡子傑［2］課堂里聽他說起的焦慮。陳傳興的憂鬱美學，上世紀90年代的「延遲現代性」分析，關於文化自主性閹割於官僚體系，無法進入象徵秩序而哀嘆美之匱乏的主體；至於焦慮，那是我一週兩次聽來的，年輕創作者用沈默抵抗社會強加給他們的價值，也彷彿聆聽將至預言——「在學院裡不能談感覺」，這是我記憶最深的話。

 

（不能談感覺，談什麼呢？）

 

1990年代，台灣有過批判西方文化的自覺時刻，它以本土尺度評判藝術繼而引爆爭論（例如朱銘［3］從鄉土到太極系列的評論變化）。這一狂烈的集體主義在千禧年後改變目標，成為上一世代針對年輕世代缺乏政治性的批判，自溺、喃喃自語、頓挫、微型感性等藝術的政治性辯論依次出現… …

 

前述歷史是我慢慢搜尋來的片段，此刻讀來仍舊熱烈的爭論其實在我入學前就已沈寂。當我終於成為藝術大學的學生時，只剩幽魂般的「學院裡不能談感覺」徘徊。但是這幽魂般的政治-感覺之爭不真的困擾我，無論是政治或感覺，對彼時剛脫離制式美術教育的我來說都是真正的藝術。也只有此刻我回想這段時光，我才會發現—「感覺」—這個最直覺的、先於語言的情緒，竟已被我還沒參與到的世界辯論過了意義。

 

（回到歷史），當人們辯論過藝術的政治性，顯性的政治批判和集體主義就不再能適切的談論新世代，取代它的是個人化的社會性思辨。例如黃建宏［4］思考年輕世代難以言明的意義空白，懸止在半空的可愛與放空，他從中找到放大細微感性的主體化動態，不信任社會所以「不倚賴巨型論述、巨型市場與巨型感性」的「微型感性」；或者，那是日後簡子傑的「空缺」，重新追述90年代不符「正常之眼」的標準而被判定為「沒有」的諸種感性。有趣的是，當感性和政治對接，卻沒有一方消失。上一世代的政治性被下一世代以反面的意義填補，也許此後所有創作，無非都是政治/准政治的感覺。而對彼時那個遲到的我來說，將感覺和政治提呈到一個平面思辨，在一切都尚且未明時，也只是「感覺需要被論述」這種單純的結論。

 

於是，往後的日子，藝術的、政治的、社會學的、人類學的理論進場。對論述的需求在某天終於懸置感覺本身。彼時的最佳方案是直接使用文本，模仿理想的論述形式，那是我學習歷程的普遍印象；論述或者評論，總有一句節錄掛在文章最上列。它自上而下，彷彿遙遠光體投射，一整片絢爛圖景，簡短雄辯地向下開啓論述肉身。這種模式化的文體曾是我的典範，是我進入門檻的最初亦是最晃蕩無方的時光。彼時的我用習得的知識指認未明感覺，為語言的複雜感到興奮，一種進入秘境享有密語的快感。

 

在後來，借來的語言將自我質疑。不論它啓蒙自後殖民式的權力檢驗、後現代式的差異或只是希望找到自己語言的慾望，最終它趨向一團混雜的困惑：初始之你，因無法碰觸那些話語世界的真實場景，你以前人的話為信（以聽說的方式），直到你開始自我的閱讀，你將在成片學科中看見它們彼此跨越疆野，構為滂礡雜多的智識總體；而你卻無從指認那是個怎樣的世界，遂，一如最初之聽說，你以最容易掌握的方式，以關鍵字的拼組製造理解。

 

那是認識世界的最初形式，像現代主義蘊含的「不是-而是」的宣言，它們構成彼時充滿力量的世界。關鍵字的思考有一種篩選式的心理經濟意味，它的效益來自對位和取捨的整體張力。對世界的簡易圈划，將其簡化為歧異的幾種性質。現象世界以字詞生成的模塊組合出場景。總是從某個字詞開始，生成一個差異於彼的對象展開維度：「藝術-社會」、「前衛-保守」、「西方-本土」，任意俯拾的大塊列舉里都能發現對比的結構，而這是彼時不能好好理解總體世界的我，最易習得也最有力量的思考路徑。

 

在學院的日常光景下，這種思考是極其有效的。對位結構生成關鍵字、一組比較關係、創造辯證的空間。它使得觀念化的藝術有更多產能，因為它保證的是由否定和跨越領域而來的類似位能的力量。藝術總能在重新錨定或再次歧異里找到有藝術性的細微差異。可是，因為差異產生的力量可能也僅此而已：一個對象與另一對象相遇，說明每一說法都蘊含其他說法，它不斷生成新的項次論述。這是一個永恆反覆的結構，我們可以浮動著尋找寄存項次，或者游離於項次間。這是爭論世界的元場所。

 

並且，這個可任意裝配的思考會帶來書寫的困擾，論述要求的確定性總因為對位結構而行將消解；這個被藝術理解為可能性的結構，何以在文字上變得空洞？這在我求學過程里經常出現，或被濫用的詞，它大抵代表拒絕被定義的意願，以及姿式。關於這點，也許書寫的可能性之空洞，是因為在概念和概念之間，從來不會自動填補新的概念以供人們想像或者思考。當書寫者無法將這種類似位能的力量轉做他用，找到另一種測量方法，由於讀者無法接收到作者的確切想像，可能性一詞在讀者眼中，就會成為一個陳腔濫調，不願被收編的造作姿式。

 

曾經我視那些援引的理論如同模型，犧牲許多前提和細節後，世界就是它們所結構的模樣。因為一旦真的追索起它們的歷史，又會不時感到正在遠離現實，遠離某個看不清但確實發生此地的最新事態。也是在這種模型觀念的誤認里，我注定質疑起它們的普世性效用。畢竟，所謂模型，不都等待自己物換星移的證偽。從此以後，它們不再是模型，比較像遙遠鄉土的各式寓言。

 

於是我開始思考寓言的意義。寓言是世界抽象過的情節，它簡明的指示一些世界規律，並以讀者千萬種形式的演繹完成使命；重演的版本不必復刻母題，讀者的現實提供寓言的肉身。我想起晃蕩無方的我從余德慧書里看見的詩句，它能否成為寓言呢？

 

 

「你心系何方——你不知道 。」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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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格奧爾格〈新王國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海德格爾〈走向語言之途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余德慧〈詮釋現象心理學〉  

 

 

哲學家引用詩人的詩尋找語言，心理學者引用哲學家的存有論填補心裡學的洞，而我引用他們的引用構建我的說話前提，事實上，是這首詩給了我思考無話可說的靈感。文本的血肉在看不見的地方生長，穿過一個一個具體身軀。我向我的無話可說告別，接下來是思考有效性與其邊界的時候。